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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观察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如何报道农业生

更新时间:2021-10-31

  编者按:抗战时期,作为中国在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肩负着向国统区民众呈现根据地形象、介绍中国治理成绩的使命。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晓红和硕士研究生董泽扬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9期刊文,着重探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关涉根据地农业生产的报道策略和具体做法,考察分析该报选取哪些主题来报道根据地农业生产活动,运用哪些话语资源进行农业生产宣传,通过何种方式同读者进行互动,在促进读者关注农村根据地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等。从中管窥主要在城市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如何通过报道根据地农业生产,向国统区民众呈现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不畏艰苦、上下同心、积极抗日的正面形象,同时为党报在这一时期的新闻实践留下珍贵的史料记录。

  1938年1月11日,中国中央长江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出版。后因抗战时局变化,《新华日报》西迁重庆,于1938年10月25日出版了重庆版的第一期报纸,不久后《新华日报》转为由中国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不同于此后以晋察冀根据地农村读者为主要受众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后为太行版),立足于武汉、重庆等地办报的《新华日报》(分别为长江版、重庆版),主要面向国统区城市读者发行。办报上,除了考虑城市读者的文化水平之外,还需同当局的新闻审查与管制进行斗争,因此《新华日报》长江版、重庆版使用了与同时期在农村出版的党报不一样的报道策略与技巧。

  以农业生产报道为例,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与物资短缺问题,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农业生产运动,在向前线将士供给粮食物资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发展、生活保障做出贡献。然而,及其掌控的媒体常对此加以歪曲,例如捏造根据地“种植鸦片”等事件,抹黑根据地农业生产活动,对国统区读者客观看待中国农村治理成绩产生不利影响。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在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便担负起了向国统区读者呈现根据地形象的责任。

  通过对《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至1945年8月15日有关根据地农业生产报道的主题进行分析、统计,可以看出,1938年1月11日-1945年8月15日,《新华日报》有关根据地农业生产的报道总计302篇,在报道主题的选择上,大致可以分为生产活动、生产政策、产品流通、人物报道、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物产介绍等。进一步细分,关于大生产运动、季节耕作和合作社的报道在《新华日报》有关根据地农业生产报道中分别占到19.9%、11.3%与10.3%,位居前三,且数量远多于其他主题的报道。这表明《新华日报》顺应当时的形势,配合农业生产的实际工作,除常规的季节耕作报道外,对大生产运动和合作社的报道予以高度重视,给予更多篇幅重点报道。

  面对当局的经济封锁与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为保证根据地粮食供应,发动民众参与大生产运动成为克服困难的重要途径。1939年4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指明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当天的《新华日报》还在报头左侧,以醒目的大字发出号召:“我们特把这种生产运动的意义、经验与成绩告诉全国,并希望全国人民加强自力更生的信心,把这个运动广泛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用带有强烈情感的字眼强调了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具体到对大生产运动的报道,《新华日报》着眼于呈现各界积极参与的精神面貌,同时注重呈现参与大生产运动的各社会成员在观念、行为上发生的变化,体现出大生产运动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改造作用,证明“在农业的开荒运动中,不断改造着自然,而且改造着每个从事生产的人民”。

  除大生产运动之外,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农业生产宣传的另一大主题是合作社。1944年1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合作社与发展生产》,说明合作社得以成功的原因:“陕甘宁区是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一大半的地方,但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此类语句藉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术语,将原理与事例做了生动的结合,体现了合作社给生产关系带来的变革。《新华日报》还注重宣介有关合作社的成功案例,表明在科学原理指导与民主有效治理的作用下,“有组织”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带来较好的生产效果,这一主题的呈现常通过数字与对比的手法进行,体现出报道的平衡策略,增强了说服力。此外,《新华日报》对“劳动互助社”“义务耕田队”等新组织进行报道,这些事例都呈现出根据地建立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

  社会学者赵鼎新指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三个因素是:变迁、结构和话语。1000余件清代瓷器比利时拍卖,这三者不是变量,而是考虑的出发点。其中,话语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口号或话语策略等。以大生产运动为代表的根据地农业生产活动在受到当时抗战时期城乡关系变迁与社会结构变化影响的同时,也在新闻媒体所使用的话语中呈现出“表述性现实”,影响读者对客观现实的认知。《新华日报》对根据地农业生产活动的宣传报道中,“战争/战斗”、“劳动英雄”和“竞赛”等话语资源,被多次使用。

  《新华日报》对农业生产的宣传上,自觉运用“战争/战斗”的本义与隐喻义,将其转化为强调农业生产重要性与紧迫性的话语资源。“生产也是战斗。新的运动已经开始了。如果这一运动能够继续扩大到全国范围,这就是中华人民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一表述使用“战争/战斗”的隐喻义,说明了生产活动的紧迫性。结合抗战时期中国根据地多在农村的实际,有文章更是指出“乡村要战胜城市”,将农村与城市的生产活动视为两方对垒的战争、敌我的经济斗争。这样一种“战争”式的对立,要求民众团结一致,暂时放下内部矛盾,听从一个或少数中心的指挥,最大限度地集合和动员社会力量对抗某个目标。此种宣称有同投降派进行言论斗争的考量,同时在相关报道中构建“他者”的存在,更有利于形成农业生产的共同体,在二元对立中缓解或者消弭可能因为生产活动产生的内部矛盾,将更多的精力放到生产上。

  在“战争/战斗”的语境下,为了获胜,便需要有“领袖”“英雄”的带领,推出榜样。列宁认为:“(报刊对‘榜样的力量’报道)这种工作做得越多,越是深入活生生的实际,……那么我们的报刊和我们整个建设事业的改善也会越加顺利。”报道英雄事迹,塑造英雄形象,号召民众效仿成为《新华日报》进行农业生产宣传的一大组成部分。从对劳动英雄报道的总体概况来看,报道所涉及人物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工作,并多为贫农和中农。在报道中,“勤劳”“实诚”“公道”等涉及品格道德的主观评价较为多见。从具体文本来看,《新华日报》除注重对劳动英雄的重要事迹作报道外,也注重阐述其个人经历、刻画其生活细节。这样的叙述试图表明,劳动英雄的发现,除了其个人甘愿付出,重视义务多于权利之外,还与其所在集体及领导者的培养分不开。《新华日报》对“英雄”话语资源的使用,除鼓励民众积极参与生产之外,还将政党对英雄的期待、对集体主义的强调寓于报道之中,对劳动英雄事迹的介绍,其实也是向读者宣传政策的过程,兼顾着改造农民、为党服务的目标。

  “竞赛”,也是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农业生产宣传时可资利用的话语资源。作为一种动员方式的竞赛,“开始是由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而正如《延安各机关纷纷卷入生产竞赛》(1943年3月19日第二版)一文中“中央办公厅已决定与中央党校作友谊比赛”类似语句所呈现的,由于生产竞赛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其很快就被纳入组织运作中。在机关表率的影响下,竞赛很快扩散开来,“战士、农民、种菜英雄均纷纷挑战进行比赛”,甚至连《新华日报》的华北分馆也响应号召,加入到竞赛之中。《新华日报》还通过报道劳动英雄热情参与生产竞赛的事件,将“竞赛”同“劳动英雄”的话语勾连起来,更能让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落后者感受到压力,更为积极地投入到生产中去,促进效率的提高。《新华日报》报道“竞赛”非常注意观察细节,反映人们踊跃参与的事迹,丰富了读者对于“竞赛”的想象,也暗含了党报对相关做法的肯定。通过此类报道,《新华日报》进一步拓展了“竞赛”这一话语的影响范围,创造出了一个超乎寻常、如火如荼进行的群众仪式,让国统区读者感受到根据地民众在火热竞赛中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还注重依托同读者互动的专栏“读者信箱”“青年生活”等,扮演事关农业生产的解惑者、引导者与动员者角色,做国统区读者的“良师益友”。

  以有关合作社的讨论为例,1944年1月6日的《新华日报》刊登了的《论合作社》一文(后刊载于《群众》第九卷第三四期合刊)。在5月6日第四版的“读者信箱”中,有读者结合《苏联史》中的相关论述,就《论合作社》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提出不解之处,向编辑部请教。在回复当中,《新华日报》编者提醒读者需要联系上下文来理解,并进行了详细解释,不仅提示了读者阅读文献的方法,还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做通俗的解释,扮演如老师一般的角色。此时的《新华日报》,不仅是承载社会变动信息的内容载体,也是读者解疑释惑的良师。

  1945年1月21日,《新华日报》在第九十九期“青年生活”专栏刊载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文。在这之后,《新华日报》在“读者信箱”专栏大量刊登读者有关到根据地与敌后广大农村进行实践的信件,成为《新华日报》编辑部联系众多读者的新方式。作为时人沟通主要使用的媒介,书信具有“内容客观、固定”的社会学特征,是“便于公开而又想保守秘密的奇特对立之汇合”。其虽有“便于公开”的物质准备,但仍多用于关系亲密者间的社会交往。这样一种特征似乎与“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体现“公开性”的报纸有所不同。但在塔尔德看来,报纸其实是“一种公共的书信、公共的交谈”。二者本质上可追溯到同一来源。在同读者的书信往来过程中,《新华日报》不采用生硬的政论说理方式,而如同私人通信一般,用朋友的身份讨论介绍有关农村的知识,拉近同来信读者之间的距离。当《新华日报》将信件刊登在报纸上,市住房维修资金服务中心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公共的交谈,向国统区青年读者发出“公共的书信”,引导他们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

  1942年1月,《新华日报》在读者成分调查中发现,位居重庆地区读者前两位的分别是工人与青年学生。服务好青年学生,成为《新华日报》办报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帮助下乡的知识青年更好地参与农村工作,《新华日报》发表了《知识青年的岗位在农村》《学习语言》《怎样和农民打堆?》等文章,除说明知识青年同广大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之外,还细致地向青年介绍农村的语言特点、风俗人情等。而从《新华日报》刊登的读者来信来看,此种沟通得到了较为积极的响应。正如时任编辑部主任熊复所言,《新华日报》确实“分担着一份动员和输送进步青年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任务”。

  (载《传媒观察》2021年09月号,原文约8000字,标题为: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农业生产宣传策略。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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